1934年7月，红7军团接到命令，立即从福建连城调回瑞金待命。

部队到瑞金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人。当面宣布由红7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出动，宣传抗日主张，最后到达皖南，支援皖南苏区。限令红7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后，立即出动，一个半月内赶到皖南。

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印刷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资料，总数达160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

若干年之后，粟裕看到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两份绝密文件时，他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中央领导接见他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所以，他们当时并不知晓。

红7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比较年轻的一个军团，当接受抗日先遣队任务时，全军团约有4000人。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兵，合计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人，分编为3个师，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

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粟裕为军团参谋长。

1934年7月6日晚，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在罗炳辉红9军团的掩护和配合下，很快渡过了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按原定计划，应该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

但中革军委忽然改变计划，电令抗日先遣队东进，夺取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于是，红7军团便转兵向东。8月1日，兵分两路占领水口和古田。

抗日先遣队突然出现在闽中地区，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震惊。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87师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49师日夜兼程驰援福建。

8月7日晚，抗日先遣队到达福州西北近郊，立即发起进攻，敌人凭借工事扼守，并使用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扫射。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军团领导决定向闽东转移。

随着敌军源源不断地增援，国民党反动派出城追击，抗日先遣队受到不小损失，特别是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关键是暴露了抗日先遣队的兵力，敌军知道这只是一支不大的牵制力量，绝非红军大部队。从此，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

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和闽东游击区取得了联系。闽东游击队领导人是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在他们的配合支援下，先遣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全歼敌军1000余人，由于这次与强攻福州不同，采用奇袭方法，伤亡代价很小，顺利进入闽东。

先遣队将战斗中缴获的几百条枪交给了地方，留在当地的几百名伤病员，后来大都成了闽东独立师的骨干。8月16日，先遣队接到命令，离开闽东游击区，向闽北前进。在这过程中，先遣队行动异常顺利，不到半个月打了三个胜仗，声威大振。

先遣队原本想利用闽北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利再战。但是，中革军委随即来电要求继续向北，离开闽东、闽北。

此时，从瑞金出发已经近两个月，超过了中央规定到达皖南的限期，如果继续进军，本应向皖南急进。但中革军委来电指示：一、对进攻我赣东北红十军的敌人后方进行彻底的破坏；二、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对原来去皖南的任务没有作任何说明。

正当先遣队艰苦转战浙西的时候，中革军委9月18日来电命令，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地，建立苏区。中革军委的一系列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的指示，使先遣队困惑不解。

就在这时候，国民党四十九师、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以及新增调来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从几个方向加紧对先遣队的追击和“围剿”。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之祸，先遣队只得不顾中革军委的指示，转向皖赣边行动。

9月30日，先遣队到达皖赣边区，这里距原定最后目的地皖南已经不远。这时先遣队才知道，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10月21日又接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去闽浙赣苏区。

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到抵达闽浙赣苏区，历时近四个月，行程1600多公里。转战闽、浙、赣、皖 四省的几十个县镇， 沿途陆续给各游击区留下了1000多名军事骨干力量，到达闽浙赣苏区时还保持了约3000多人。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同志领导创建的著名的老苏区，先遣队到达苏区时，方志敏亲自到驻地看望。粟裕回忆方志敏：他是那样的亲切恳挚，平易近人，第一次会见，就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用尽可能筹集到的物资慰劳我们。

先遣队与闽浙赣苏区颇具渊源，当地群众称他们这支历经风霜的子弟兵为“老10军”。1933年1月，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调到中央苏区，成为红7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先遣队又是红7军团改编而成。方志敏又重新发展了新的红10军。

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命令，先遣队同红10军以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10军团，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下辖3个师，先遣队改编为第19师，红10军和地方武装，分编为第20师和第21师。

当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所以军委在电令中还指出，红10军团和闽浙赣军区今后接受中央军区的指挥。

方志敏

军团整编以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第19师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20、21师仍留闽浙赣苏区，保卫老苏区。

11月18日，19师在寻淮洲率领下，从怀玉山通过敌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寻淮洲率领19师独立行动，从当面实际情况出发，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系列的战绩。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就在这时，中央军区指示：命令红10军团立即率20、21师转到外线，同19师会合。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红10军团行动，粟裕任军团参谋长。

在当时形势下，把各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为后来红10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12月10日，三个师在于黄山东南之汤口地区会合。此时，敌人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对红10军团实施围追堵截，企图围歼。

13日，红10军团经乌泥关进到黄山谭家桥地区。这时其他敌军距离较远，只有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已抵达汤口，显得孤立突出。

该敌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三个团，装备比较好。红10军团3个师，兵力和敌人差不多，装备不如敌军，但地形对我十分有利。军团首长决心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伏击王耀武。

三个师按顺序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设伏，12月14日上午9点多钟，王耀武部进入设伏地区。红10军团突然发起攻击，敌军顿时惊慌失措，陷入一片混乱。

开始时，战场形势是很好的。敌人调整部署后，集中力量进攻战斗力较弱的20、21师，两师阵地被敌人冲垮。

接着，乌泥关制高点也被敌人夺去了。寻淮洲亲自带队夺取制高点。最终，制高点是夺回来了，可是，他却身负重伤，抢救了下来，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

此时，整个战斗败局已定，红10军团不得不撤出战斗。在组织掩护的战斗中，刘英、乐少华先后负伤。

谭家桥之战是红10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斗，初战失利，陷入被动。敌人第49师、补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及一些地方部队，共约近20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接下来的近2个月时间，红10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十余县地区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

军团决定全军团继续南下，从化婺德苏区返回闽浙赣大苏区去。1935年1月12日晨，方志敏和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到达了化婺德苏区。所谓先头部队主要是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等共800余人。三天后，主力部队赶到。

方志敏和粟裕商定，因敌情紧急，部队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当夜全部进入闽浙赣苏区。

下午6点，先头部队准备出发。刘畴西派人通知方志敏，部队虽已到齐，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

粟裕建议：决不能迟延，必须立即通过敌人封锁线。方志敏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命令粟裕率领先头部队继续前进。

先头部队上半夜全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地区。到达之后，粟裕一面同省委、军区联系，一面等待主力部队。

可是，等到下半夜没有见大部队到来，第二天也没有来，第三天、第四天还没有来。粟裕随即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均未能联系上，心情十分焦急。开始隐隐听到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

大约经过一个星期，闽浙赣省委告诉粟裕，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撤出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不久，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被捕。

在这期间，有少数同志陆续从怀玉山突围到了闽浙赣苏区。在和他们的谈话中，粟裕了解到我军被合围后坚持战斗和遭到失败的一些情况。

粟裕走后，主力部队在通过封锁线时，因为敌人阻击，就折回去改换方向。这样接连改换了几次方向，延误了几天时间，追击的敌军越来越多，主力陷于重重包围之中。

红10军团经过长途行军作战，本已十分疲劳，陷入重围之后，弹尽粮绝。又遇到天气骤变，雨雪交加。以草根树皮充饥。

19、20师在怀玉山的山地，21师在王龙山北部，同敌军反复血战，敌军向怀玉山围攻时，红10军团占据山顶制高点，坚决抗击敌人。

在敌军不停顿的进攻下，红10军团被分割，被冲散。但英勇的战士们仍然坚持各自为战，誓死与敌血战到底。

敌人极端野蛮残忍，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把能搜出来的粮食全部烧掉。因为山高林密，敌人就放火烧山，很多走不动的伤病员被烧死。

被围的部队只有少数跑回闽浙赣苏区，另有一小部分向北突围到皖南去了。

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隐蔽在山里，到1月29日，先后不幸被敌军搜捕。此后，方志敏等人在狱中坚贞不屈，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等被捕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

1979年底，粟裕问叶剑英：抗日先遣队是谁指导下派出的？叶剑英说：“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但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

那么，当时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 1973年12月，朱德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提问时，曾指出：“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作者注：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和先遣队北上方向刚好相反)。”

朱德、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讲话，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从全局的考虑，当时派出一支部队到敌人深远后方去活动，争取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对敌人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从战略指导上说，是可以的。

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初期，毛泽东主张趁着福建事变的时机，将中央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去，中央没有同意。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军事专家认为，错过了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的有利时机，否则红军可以避免二万五千里长征。

七个月以后，形势已经大变，这时候派出这样一支先遣部队，不论从背景、从意图、从规模上看，和毛泽东原先提出的向北突进的主张，显然是根本不相同的。

1956年，毛泽东叮嘱秘书：有一个人，除我上厕所外，可以随时来见

毛主席重回井冈山，接见烈士家属时，叮嘱汪东兴：把两位嫂子请来